編者按：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強在中國土地上肆意妄為，人民蒙難，國家蒙塵，為了拯救中華民族，無數仁人誌士奮起反抗，探尋救國救民的方法，並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愛國救亡運動中，中國地質事業的初創與奠基也於此開始。建國初期，一代代地質人艱苦奮鬥，為破解“地質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的工業發展製約，作出了突出貢獻，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地質報國的理念。
【大地之子】係列，以中國近現代早期地學家為脈絡，通過介紹其主要貢獻，將近現代中國地質事業的發展曆程展現給大家，深切緬懷曾為中國地質事業快速發展，嘔心瀝血、篳路藍縷，乃至“殉難”捐軀的老一輩地質學家。他們把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與發展地質事業聯係在一起，正是這些地學先驅的不懈努力才開創了我國地質事業發展的紀元。
中國古植物學奠基人——斯行健
古植物學是古生物學的重要分支之一，而古生物學又是地質學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古植物學的研究、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水平的提高息息相關。在古生物與地層學、煤田地質勘探、探索成煤原理和地球生態環境演化等研究方麵，古植物學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國有關古植物的記錄可追溯至《夢溪筆談》中的一些記述，但現代古植物學相關研究工作起步較晚。
↑ 斯行健院士（1901-1964）
斯行健，字天石，是中國第一位擁有古植物學博士學位的學者，也是中國第一位古植物學院士，常被尊稱為“中國古植物學之父”。1920年，斯行健考入北京大學，先是在理學院預科就讀，兩年後轉入地質係。在李四光、葛利普等教授的影響下，他對古生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28年，斯行健赴德留學，經李四光推薦，入柏林大學師從古植物學大師高騰，勤奮刻苦、悟性出眾的他，深得導師青睞。留學期間，他與導師高騰一起發表了多篇論文，並出席世界植物學大會。1931年，他以優秀論文《中國裏阿斯期植物群》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柏林大學畢業後，為了開拓眼界，增長學識，斯行健赴瑞典自然曆史博物館跟著名古植物學家赫勒（Halle T. G.）一起從事研究，他刻苦鑽研、廢寢忘食，短期內就完成了《陝西、四川、貴州三省植物化石》和《中國中生代植物》兩本古生物誌專著，成為古植物學界的一顆新星。
↑ 斯行健戶籍卡 南京市檔案館館藏
中國學者對現代古植物學研究工作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1915年丁文江對滇東曲靖泥盆紀植物化石的最早發現與采集，以及1923年周讚衡發表的《山東白堊紀之植物化石》初步研究。但兩位學者後來都沒在古植物方麵繼續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紀30年代，斯行健專攻古植物學並在極為困難情況下取得一係列成果後，才初步扭轉了長期以來中國植物化石幾乎全由外國學者研究的局麵。
1933年，斯行健學成回國，先是受聘於清華大學，後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學地質係任教，在國內首次開設了《古植物學》課程。動亂年代，民不聊生，學校經費有限，除一般的教書育人、授業解惑之外，科研探索很難獲得支持。在回國之初的三、四年間，斯行健通過研究偶爾獲得的零星幾塊植物化石，做了近十篇論文。1937年，斯行健轉到李四光帶領的地質研究所工作，但很快“七七事變”發生，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在顛沛流離的多次遷徙中，圖書資料和化石標本幾乎損失殆盡。於是，斯行健參加湖北、廣西等地的煤田地質調查，並用調查期間采集或他人送來鑒定的植物化石標本開展研究工作。憑著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他發表了《貴州威寧峨眉山玄武岩中的樹狀羊齒之研究及中國西南部玄武岩之地質時代問題》等十幾篇論文。在中國，除木化石外，這是第一篇保存植物內部結構的石化標本研究論文。
↑ 1939年李四光、斯行健、俞建章、張文佑、吳磊伯在廣西賓陽開展地質調查工作
1949年後，黨和政府對科學事業十分重視，對與國民經濟建設關係密切的地質工作尤其關注，地層古生物工作得到迅速發展。1951年，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後改名為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斯行健任代理所長，1953年任所長。斯行健深感肩負的曆史責任之沉重，與趙金科、盧衍豪、李揚三位副所長精誠合作，各司其職，僅10年左右，古生物研究所就從五十年代初的不足80名職工，迅速發展到約230名職工，其中僅專業人員就逾百人，成為全國地層古生物學研究中心，成果累累，各門類古生物專業人才幾近齊全。與此同時，斯行健還在南京大學兼課，並不時為地質係、生物係的高年級學生作有關古植物學的專題講演，培養了一批中、青年古植物學接班人。
↑ 195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的斯行健先生擔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長任命書
我國幅員遼闊，植物化石豐富，但那時古植物的研究基礎薄弱，學者們隻能從不同地區、不同地質時代的化石研究入手，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到植物群的演替規律，以滿足地質調查、資源勘探中地層對比的需要，各地古植物的基礎描述始終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斯行健一生研究了東起江蘇、福建，西至新疆、青海，南自廣東、雲南，北抵黑龍江、內蒙古等廣大地區的化石，時代從中泥盆世至新生代不等，僅描述發表過的標本就多達3000以上，創建新種上百個。其著作中僅大型、地區性的植物群研究便有8部，中、小規模的也有百來篇，這些著作不僅填補了我國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還推進了有關地區基礎地質的研究。我國晚泥盆世及其後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的植物和陸相地層的確認都與斯行健的工作分不開。通過大量研究，他為煤炭、石油等礦產資源的勘探和區域地質的調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層基礎。
↑ 1953年出版《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鑒》
1952年，他發表了《中國上泥盆紀植物化石》，闡述晚泥盆世植物化石是陸地植物早期演化之重要環節，這個觀點以往在我國以至東亞都很少報道。他的專著大大促進了這方麵的研究，而今已確證晚泥盆世植物群在我國分布很廣。為滿足大規模地質勘查工作的需要，1953年斯行健特地編著一本係統介紹我國280多種古生代植物及有關問題的書籍《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鑒》，這是第一部係統總結我國古生代植物和陸相地層問題的著作，此書不但圖文並茂、討論精詳，還以“中國陸相地層時代的討論”一章作為有關植物群更迭與地層問題的總結，在地質勘探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1954年斯行健又與徐仁合編《中國標準化石——植物》，這兩部著作是當時地質古生物工作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若幹指導性論文如《植物化石鑒定地層時代的價值》《如何采集植物化石》《動物與植物在各地質時代發生和進化的速度》等，充分闡述了植物化石在地質實踐上的應用和意義。地質工作特別是在煤炭資源調查中，急需解決的古植物與陸相地層問題多而迫切。在後來寫成的《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一書中，斯行健率先指出我國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規律，並提出了從植物進化的觀點劃分我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方案，有利於地層的劃分與對比。
↑ 斯行健在為青年研究生講解（1956年）
1964年，斯行健於南京病逝，他為我國古植物事業奮鬥了終生。斯行健是中國古植物研究的先行者，在古植物的眾多領域裏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開拓，奠定了我國古植物學和陸相地層研究的基礎。他發表了專著9部、編著2本，譯著1冊，學術論文約150篇，文集1冊，在古植物學研究上留下的財富，無論在內容和方法上都給人以豐富的啟迪，他嚴謹治學、刻苦鑽研的精神品質更是被一代代研究學者傳承至今。
參考資料：
[1]李星學.深切緬懷中國古植物學奠基者——敬愛的斯行健教授[J].古生物學報,2001(04):419-423.
[2]潘雲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紀念斯行健先生百年華誕[J].化石,2001(04):20-21.
[3]潘雲唐 ,劉玉紅.斯行健(1901～1964)[J].中國地質,1987(09):32-33.
[4]張善楨,王誌勤.斯行健——我國古植物學和陸相地層研究的先驅[J].光明日報,2006.
原標題：《【大地之子】中國古植物學奠基人——斯行健》
來源：安徽省地質博物館
作者：牛靜笛
編輯：諸鵬飛
審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