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園裏，矗立著一座標誌性建築“四重門”，象征著該校70餘年來從北京地質學院、湖北地質學院、武漢地質學院，到如今中國地質大學的發展之路。

廣場前石碑上鐫刻的“四重門”由中國地質大學老校長趙鵬大院士題名，值得注意的是，“門”字的筆畫多了一個“丶”。

不少同學跑去趙鵬大的微博留言：“趙老師，‘門’字為什麽多了一點？”趙鵬大回複：“門要多一點，拔要少一點。自己找門，自己成長。”

這位“最潮老校長”早在2010年便開通微博，發布內容2300多條，收獲4.4萬餘名粉絲。與學生討論宿舍裝修、呼籲教學樓節電、閑暇時“曬娃”、遇到關注者還“互粉”……腰杆筆挺、精神抖擻的趙鵬大院士總能和年輕人聊得來，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位已到鮐背之年的長者。

無論發微博、做科研還是當校長，趙鵬大都信奉16個字：選好方向，逆境而上，完美為本，勤奮為綱。

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捧回國際數學地質最高獎“克倫賓獎章”的亞洲第一人；擔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長達22年，帶領學校實現從單科型院校向綜合型大學的跨越式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大學校長。趙鵬大始終圍繞16字箴言篤行不怠。

回望人生的成長經驗，如今92歲高齡的趙鵬大院士依然記得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提到的觀點——“你能做到的事情隻有不超過5%的人能做到，做的優異程度隻有不超過5%的人能達到，這個時候才能獲得成就感”。

↑ 趙鵬大院士（圖源網絡）

少年時代頑強求學 艱苦的日子為日後打下良好的基礎

1931年5月，趙鵬大出生在遼寧撫順的一個普通鐵路職工家庭，出生後不到4個月，“九一八”事變爆發。

父親不願做日軍鐵蹄下的亡國奴，便帶著妻子、大兒子和尚在繈褓中的趙鵬大南下入關，一路輾轉到四川才勉強安定下來。

小學階段，趙鵬大就萌生了對地質現象的好奇心。

四川礦產資源豐富，礦井眾多。重視實踐的自然課老師曾帶著同學們下到煤礦參觀，當看到黑色的煤炭源源不斷地從地底開采出來，趙鵬大覺得十分神奇。

他還參觀過鹽井和火井，觀察鹵水製鹽的過程，甚至每天上學放學都會經過運輸鹵水的竹管道，這給年幼的趙鵬大帶來很大的震撼，探索地質奧秘的種子也在心中悄然紮根。

12歲時，趙鵬大離開父母，來到位於四川威遠靜寧寺的東北流亡中學，住校讀初中。當時，吃飯沒有蔬菜，就用辣椒粉和鹽粒拌飯，有時還必須忍饑挨餓。

雖然求學條件艱苦，但每一位教師都很優秀，不少授課教師都是從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名校流亡至此的大學教授，承擔著外語、數學、生物、化學等基礎課程的教學工作，這在當時是一種頗為“奢侈”的享受。

學校的半軍事化管理給趙鵬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子要像豆腐塊一般，棱角分明，鋪平疊好；每個人床下有一個裝衣服的竹籃，必須擺放整齊；一日三餐必須在喊完“立正、稍息、開動”之後才能動筷吃飯……

顛沛流離的歲月裏，“哪裏有學校”成為趙鵬大一家逃難路上考慮的首要問題。父母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始終不讓兩個孩子輟學。從小學到高中，趙鵬大先後換了9所學校。

時至今日，回憶起這段在戰亂中頑強求學的經曆，趙鵬大感慨，正是那些艱苦的日子，培養起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敏捷、細心、有序、準時的好習慣，為日後的科研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後來，兄弟兩人先後考入北京大學，哥哥就讀於政治係，趙鵬大就讀於地質係。一個四處逃難的普通家庭培養出兩個北大學生，堪稱奇跡。

1948年高中畢業後，成績優異的趙鵬大一度為“選擇哪所大學”的問題犯了難。當時，社會動蕩，貨幣貶值得厲害，包括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在內的私立高校，都開出了不菲的“學費”——20袋麵粉，長期流亡的趙鵬大家根本拿不出這麽多糧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公立學校則不用掏學費，加上趙鵬大從小就對地質感興趣，便堅定地填報了北京大學地質係，這樣一來，既不給家裏添過多的負擔，又兼顧了自己的學習興趣。

起初，家人對這一決定並不理解。母親認為搞地質四處奔波、風餐露宿，“跟乞丐差不多”。父親則深受抗日救國思潮的影響，希望哥哥能“政治救國”，學習政治，趙鵬大則要“軍事救國”，報考軍校。爺爺甚至認為地質學是“看風水”，質疑他“為什麽要當個風水先生”。

唯獨哥哥支持他的選擇。“北大地質係曆史最久、師資最強、條件最好，一個係還獨有一棟小樓呢。”就讀於北京大學政治係的哥哥幫忙勸說家人。

就這樣，趙鵬大堅持了自己的夢想，成為當年北京大學地質係在全國招錄的12名新生之一。

在北大校園明確人生的“兩個方向”

從小就對地質感興趣的趙鵬大，進入大學後仿佛“如魚得水”。

北京大學的學習氛圍寬鬆、自由，鼓勵創新、冒尖。大學前兩年，趙鵬大就超前自學了不少高年級的課程，還閱讀了大量地質期刊。

利用課餘時間創作科普文章是他的一件樂事。

每寫好一篇文章，趙鵬大就會和幾位同學一起，裝好信封，貼上郵票，向《新民晚報》《長江日報》等各大報紙投稿，一段時間後，被錄用的文章還會收到報社寄來的微薄稿費。其間，趙鵬大還為自己取了一個筆名“橋”，有時寫作“木喬”。

幾位同學還常常相互“比賽”，看誰寫得好，發表得多。如果發表了，就趕快互相告知“文章‘appear（出現）’了”，如果沒發表，就是“disappear（消失）”了。

就這樣，趙鵬大在報紙雜誌上陸續發表了《漫談湖泊》《化石的故事》《煤》《石油的成因》等數十篇科普文章，一來二去，自己的寫作能力也得到了提升，還多次被邀請到新華廣播電台進行公開朗讀。

多年後回望這段經曆，趙鵬大認為，大學4年養成的勤於寫作的習慣，讓自己受益一生，“要想寫好文章，就要勤於動腦、勤於閱讀、勤於動手，這些好習慣是相互關聯的”。

北大地質係創建於1909年，大師雲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著名地質學家孫雲鑄擔任係主任，王烈、潘鍾祥、王鴻禎、馬杏垣等知名學者都曾在地質係任教。

那時係主任孫雲鑄50歲出頭，個子不高，曾在英國留學，講授古生物學課程時，不時穿插英國的風土人情和趣事逸聞，讓人大開眼界。馬杏垣先生講授《普通地質學》課程，幽默詼諧，上課時板書總是寫得工工整整，給趙鵬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新中國高等教育剛剛起步，地質專業的參考書以英美等國出版的英文專著為主，很少有中文教材，甚至連微積分算題、分析化學寫報告，都要求用英文來寫。加之教師上課進度快、難度大，這就給同學的自學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地質係有一間獨立的圖書室，趙鵬大常常在課後找來英文教材閱讀，在一點點鍛煉英語能力的同時，加深對知識的理解。直到現在，趙鵬大依然感念，大學時期讀過的《沉積岩》《礦物學》《普通地質》等國外專著為自己後來的科研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除了自然科學相關書籍，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等“進步書籍”也成為趙鵬大的愛好，這給他的思考方式和認知視野帶來了很大影響。

課堂學習之外，野外科考也是地質專業的必修課。

直到現在，趙鵬大依然清晰記得在甘肅玉門油田實習時的“驚險一幕”。

1950年，讀大二的趙鵬大跟隨馬杏垣老師實習，趙鵬大和一位同學爬上了海拔約4000米的祁連山，眼看著不遠處還有一座山丘，兩人估摸著距離不算太遠，便打算一鼓作氣翻過去。可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每走幾十米都會氣喘籲籲，沒過多久，兩人的體力就消耗大半。眼看著天色漸晚，集合時間臨近，兩人決定放棄前進，從一側下山。

意料之外的是，下山路上峭壁連接著冰川，隻能踩著冰川的窟窿一點點下滑，稍有不慎就會跌入身後的懸崖。就這樣，在沒有任何通訊設備的情況下，兩個人摸著夜色在縫隙中向山下走去，到達山腳時已是夜裏9點多。隨行的馬杏垣先生和同學很是焦急，都為他們捏了把汗。

後來，趙鵬大還把這次驚險的考察經曆，整理成《祁連山遇險記》一文，在北大校報上發表。

持續近3個月的野外實習中，馬杏垣先生十分重視啟發式教學。繪製地質剖麵圖時，馬先生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自西向東出發，另一組則自東向西，繪製完成後，兩組再相互對照，發現問題。

在玉門油田，趙鵬大第一次接觸到測井（一種油田勘探時的勘測方法，通過物探方法測得自然電位、電阻率等數據，進而預測油層的分布位置——記者注）。後來回到校園，趙鵬大還第一次體驗了“當老師”的感覺，將自己通過實踐操作總結出的研究體會，分享給低年級的學生。

在北大求學期間，趙鵬大還聽過許多“名師大咖”的講座：朱光潛先生講美學、季羨林先生講東方語言學，也見過校長胡適穿著一身西裝，文質彬彬地與同學探討貨幣貶值的問題。此外，還有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先生，陳毅、彭真、肖華等開國將軍，龔澎、喬冠華等外交官，都曾受邀到北大講學。

“了解形勢，開闊眼界，增長知識，激勵鬥誌”，趙鵬大曾用16個字來概括大學時聽講座對自己的影響。他反思道，現在很多大學很少請各行各業的大師來作報告，社會資源未被充分利用，學生也失去了許多學習的機會。

多年後，趙鵬大和青年學子交流時，總結提出了自己求學北大期間確立的“兩個方向”：一是在1952年畢業前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決心為人民事業、為祖國事業奮鬥終生的“政治方向”；二是在北大地質係4年的求學經曆，使自己掌握了紮實的理論基礎和野外實習的本領，確立了鑽研一生的“專業方向”。

“選好方向，就是政治方向和業務方向一定要選好，這是一個人成長成才的起點。”趙鵬大院士說。

“優秀的礦床學家必須跑上500個礦床”

1952年大學畢業後，趙鵬大一心想著響應國家號召，到艱苦的地方為祖國找礦。當時，西藏剛剛和平解放不久，各方麵條件非常艱苦，趙鵬大的第一誌願就是“去西藏從事野外地質工作”，但組織上沒有同意他的申請。

也是在那一年，國家進行院係調整，為滿足國家建設需要，北京地質學院應運而生，急需大批人才。就這樣，趙鵬大被分配到剛剛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參加建院工作。

1954年，國家派出大批留學生赴蘇聯留學，趙鵬大進入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攻讀礦產普查勘探研究生學位，師從著名地質學家雅克仁教授。雅克仁教授對趙鵬大說：“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礦床學家，必須跑上500個礦床！”

趙鵬大將老師的話記在心裏。留蘇期間的7個寒暑假裏，趙鵬大沒有遊山玩水，而是啃著自帶的黑麵包，跑遍蘇聯境內的幾十個礦床。他去過世界著名成礦帶烏拉爾、烏克蘭、外貝加爾，也到過冰雪足有膝蓋深的北極圈內，考察科拉半島。

由於常年奔波，趙鵬大患上了髕骨軟化症，最嚴重時甚至不能正常行走，兩條腿的粗細也不相同。醫生勸他抓緊做手術，趙鵬大卻不肯，“做了手術我就沒辦法工作了”。

“你是登山運動員？”醫生問。

“不是，但我的工作必須要爬山。”趙鵬大說。

後來，趙鵬大仍強忍劇痛帶領學生到雲南個舊錫礦區進行生產實習和科研工作。他在醫生的建議下，堅持鍛煉、堅持走路，腿疾逐漸得以緩解。

趙鵬大還由此總結出一套“養生秘訣”：最好的大夫是自己，最好的藥物是走路，最好的療法是自愈，最好的補品是堅韌。

1957年11月17日，這一天讓趙鵬大終生難忘。

那天，毛澤東主席到訪莫斯科大學，向中國留學生語重心長地講出了那句經典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

那一刻，站在隊列中的趙鵬大激動難抑。這也更堅定了他刻苦鑽研、做出一番成績的決心。

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趙鵬大發現，當時國內外的礦床勘探工作都缺乏定量研究，學者大多從礦床勘探類型的劃分、勘探網度的選擇、合理勘探程度的確定等角度進行探討，這些研究大多是定性描述和經驗判斷，這大大降低了礦床普查勘探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科學性和作為一門應用學科的可操作性。

因此，趙鵬大把地質勘探工作和礦床地質研究定量化作為研究生論文的首選方向，此後，對“數學地質”領域的開拓也萌芽於此時的探索。

適逢全國大煉鋼鐵，北京地質學院號召師生參與“全國找礦”。趙鵬大一邊參與教學，一邊負責找礦。他被任命為福建地質大隊隊長，在福建開展地質填圖和找礦工作。此後幾年間，趙鵬大多次南下福建，首次提出“區域勘探評價”的概念，從大區域角度研究礦床勘探程度、勘探經濟及合理勘探程序。

1960年，趙鵬大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教戰線群英會，也是在這一年，29歲的趙鵬大晉升為北京地質學院最年輕的副教授，成為國內首位招收礦產普查與勘探學研究生的導師。

趙鵬大常說：“對於做地質的人來說，在辦公室裏是做不出成果的。”此後幾十年，趙鵬大幾乎走遍了國內各大礦床，雖然沒有到500個，但也有二三百個。

帶學生時，趙鵬大將雅克仁教授對自己的囑托傳承了下去，他曾對學生說：“地質這門學問，類似於大夫，隻有病理臨床診治多了，才有類比的餘地，開出恰當的處方。”

1990年夏天，年近花甲的趙鵬大帶領學生深入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野外勘探。盛夏的羅布泊，正午氣溫超50℃，沒有水源和樹蔭，連飛禽走獸都不見蹤跡。隊員們洗臉、刷牙隻能依靠卡車運來的一車水，接在飯盒裏輪流使用，中午太陽高照，便躺在卡車底下，獲得片刻陰涼。

趙鵬大勉勵大家，“搞地質工作就是要到艱苦的地方去，才有可能找到礦”。終於，在趙鵬大的帶領下，考察隊征服了這片“死亡之海”，在北部地區發現了數條銅鎳礦帶。

直到82歲時，趙鵬大依然親赴雲南一處鎢礦進行野外考察，堅持下礦井指導工作。

趙鵬大認為，科研應該有鮮明的實踐導向，一方麵是指科研的數據和成果要從實踐中來，搞地質的人，首要條件就是要不怕吃苦，勇於實踐；另一方麵，科研成果要為生產服務，致力於解決生產實際問題。判斷研究成果好壞的第一標準是要看能否解決實際問題，是否能受到生產部門的接受和歡迎；其次才是深化理論研究，撰寫學術論文。

趙鵬大注意到，近年來，許多青年科研工作者受縛於所謂的“考核標準”，不得不“躲進小樓成一統”，實驗做了很多，論文發了不少，卻解決不了社會生產中的實際問題，“這就是本末倒置了”。

人生的成就感在於不斷向“前5%”發起挑戰

“從不拘泥於已有學術的束縛，善於在融合之後形成自己的新思維。”這是2022年在趙鵬大院士從教70周年座談會上，一位教授對他的評價。

回望趙鵬大院士治學、從教的人生曆程，“創新”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

1958年，趙鵬大從蘇聯學成歸國，重新回到北京地質學院的教學崗位。他參與改寫“礦產普查與勘探”的中文教材時，沒有一味遵循蘇聯教材的既定框架，而是重新編寫了幾大新的章節，其中有許多章節的內容都是趙鵬大獨創，連蘇聯的原版教材也沒有。

後來，他在國內率先提出，用數理統計的方式研究礦床合理勘探手段及工程間距，在我國開展礦產資源定量預測，這比國外學者提出類似方法早了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趙鵬大的正常工作被迫中止，他來到農村，被安排去打掃廁所。從當時在國內小有名氣的地質學者，一夜之間成為掃廁所的“清潔工”。

趙鵬大想到，過去人們用廁所，總嫌棄又髒又臭，現在輪到自己掃廁所了，為什麽不能進行一些改變？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廁所掃到最幹淨，還從家裏拿來堿麵，每天把玻璃、地板、大便池、小便池擦得幹幹淨淨，幾天下來，廁所一點異味也沒有了。

“文革”後期，趙鵬大的工作逐漸恢複正常，科研幹勁兒更加充足。

1974年，安徽馬鞍山鐵礦遇到了鑽孔岩心采取率低、設備麵臨報廢的風險，技術人員找到趙鵬大求助。原來，按照當時的規範要求，鑽孔的岩心采取率不得低於75%，才能用於儲量計算，而當地勘探隊的很多鑽孔都無法達到這一標準。

趙鵬大了解情況後，當即質疑了“標準”的合理性，他運用數理統計中的方差分析方法進行精確計算，最終得出鑽孔岩心采取率隻需達到40%即可正常使用的結論，避免了大量鑽孔直接報廢的情況。

帶著“定量化”這一研究誌趣，趙鵬大先後在江蘇、安徽、湖北、內蒙古、雲南、新疆等地的礦區開展了不同比例尺成礦定量預測工作。在吸取國外先進理論和大量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他提出了“礦床統計預測”的基本理論、準則和方法體係，並以此為內容，編寫教材和專著，開設相關課程，在國內首創“礦床統計預測”這一全新的學科方向。

此後，他的學術思想逐漸被世人所知。1989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2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趙鵬大宣讀了《礦產定量預測的基本理論、基本準則和基本方法》報告，這也是他在國際舞台上，首次將“數學地質”的研究係統地公之於眾。

1992年，在第29屆國際地質大會上，國際數學地質協會授予趙鵬大國際數學地質領域的最高獎“克倫賓獎章”，趙鵬大成為獲得該獎的亞洲第一人。協會主席麥坎蒙博士還將趙鵬大稱為“中國數學地質之父”，“趙鵬大教授在數學地質領域作為研究者、教育者和帶頭人的長期經曆和對數學地質的傑出貢獻，使他榮獲克倫賓獎章當之無愧”。

此外，趙鵬大在礦體地質及礦體變化三要素、成礦預測三理論、“三聯式”成礦定量預測及數字找礦模型建立、非傳統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等方麵都作出了大量開創性的貢獻。

進入21世紀，隨著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趙鵬大又敏銳地提出“數字地質”的概念，探索出成礦預測大數據平台、“雲找礦”服務係統等全新的研究方向。他指出，在大數據時代，任何科學都離不開數據，而“數字地質”就是地質科學的數據科學。

趙鵬大總結，人生的樂趣在於發現。無論大小巨細，新發現都是有價值的，在學術研究中更要崇尚創新，強調求異，力爭做一些前人未曾做過的事情。他認為，一個人最大的成就感應該是，“你做到的，別人很難做到”或“你能做到的優異程度，別人很少能達到”。也就是說，這種成果不論從國內外還是業內外來看，都應處於“前5%”的位置。

“你辦了別人很難辦到的事，取得了別人很難取得的成果，經曆了別人很難經曆的事，這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就感。”直到現在，趙鵬大常常跟自己指導的博士生講，哪怕開一個很小的組會，也不能人雲亦雲，一定要有自己的思維，“敢於講一點別人沒有講的東西”。

當了22年大學校長，培養出近170名博士，趙鵬大最看重能吃得了苦，又敢於創新的年輕人。

擔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期間，他曾提出“五強”的人才培養理念，即：愛國心和責任感強、基礎理論強、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強、計算機和外語能力強、管理能力強。趙鵬大認為，“五強”的理念在今天依然適用，麵向國家重大需求，當今時代對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的呼喚尤為強烈。

時至今日，92歲的趙鵬大依然保持著每天“6小時睡眠”“600字日記”“6000步走路”的習慣，“靜中有動，緊中有鬆，苦中求樂，名利無爭”是他獨特的人生哲學。他用親身經曆勉勵青年人，永遠不要滿足現狀，不因小小的成績而自滿，也不因暫時的困頓而沉淪，學無止境，勇攀人生的高峰。

原標題：《趙鵬大院士：人生的成就感在於不斷向“前5%”發起挑戰》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雷宇 

編輯：諸鵬飛

審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