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4日深夜,坐落在北京東單北大街三條胡同路北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片寂靜。一切似乎都已墮入夢鄉,就連大門外那兩尊石獅子在夜色中也顯得無精打采。然而,圍牆內靠大門左側有一幢被人們稱為“B樓”的兩層樓房,它樓下的一間辦公室卻徹夜燈火不滅。裏麵,一位年屆半百的西方人坐在辦公桌旁,他時而端詳桌上擺著的幾具人類頭骨化石,時而伏案疾書。他就是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此刻正在進行舉世矚目的北京人化石的研究。
 

步達生是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科主任,又是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任。盡管自1927年開掘周口店以來,學院已經免去他的教學任務,使他集中精力於研究工作。但是,他每天還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冗雜的行政事務。隻是到了晚間,他才能專心做北京人化石的研究。“日這天下午,擔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的古生物學家楊鍾健來找他,兩人在辦公室裏一直談到下班。送走親密的同事和草草用過晚飯之後,步達生反扣大門,又一頭紮到研究工作中去。然而,誰知15日早上人們來上班時發現,這位可敬的科學家因心髒病絕然發作已離開入世了。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步達生和周口店的事業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是第一個研究北京人化石的人類學家;“北京中國猿人”的學名是他建立的;周口店的係統發掘以及領導這一工作的新生代研究量是翁文灝、丁文江等人和他一手創辦的。可以說,步達生的一生和周口店的事業有著不可分隔的聯係,他是一位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的外國友人。
 

步達生於1884年7月25日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個名門望族。母親是王室的後裔,父親曾任王室的法律顧問。但是,步達生並不沉溺於優裕的家庭生活。他從小注意刻苦磨煉,培養堅強的意誌和毅力。少年時代的步達生常常到位於加拿大南部的卡沃撒湖旅行。在那裏,他練就一身駕馭獨木舟的真本領。後來在讀中學時,他居然在哈德遜灣公司攬了一樁危險的差事——駕獨木舟運送補給品到交通困難的北安大略去。在好幾個星期裏,他麵對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翻船危險,獨自一人駕著滿載貨物的小舟來往於湍急的河流之中。在充滿冒險和奇趣的旅途中,他和當地的印第安人交朋友,向他們學習土話。純樸憨厚的土著居民很喜歡這位機靈的白人少年,送給他一個帶有褒意的綽號:“小白鼠”,讚揚他的動作和麝香鼠一樣敏捷。步達生還曾去試掘金礦。有一次,他陷入一場可怕的森林大火的包圍之中,多虧他很快退到一個湖裏,硬是在水中呆了一天兩夜才免於葬身火海。有一年夏天,他替加拿大地質調查所幹活,通過野外作業,他掌握了構造地質學和地層學方麵的實際知識。這些鍛煉和學習,對他後來能勝任組織周口店發掘和整個新生代的研究工作關係極大。
 

步達生在大學裏本來是學醫的。由於對生物學感興趣,1906年在多倫多大學畢業後,又繼續留校學了幾年比較解剖學。1909年,他到一所醫學院任解剖學講師,從此開始了他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1919年,步達生受聘來華,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任神經學和胚胎學教授,1921年起任解剖科主任。還在1914年,步達生由於受到當時學術界關於皮爾唐人複原問題爭論的影響,對人類進化問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決心在這個領域中有所建樹。來中國工作,為步達生實現自己的抱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塊古老的東方大地,不僅曾孕育了五千年的古代文明,而且還是人類進化的重要舞台。1903年,著名的德國古生物學家舒洛塞爾描述了一顆來自華北的似人似猿的牙齒,並預言可望在中國找到新的類人猿化石、第三紀的或早更新世的人。從此中國受到學術界的倍加重視。
 

步達生到達北京的第二年,就去過今天北京市的通縣和河北省的三河縣、薊縣等地考察化石地點。他和當時在中國開展古生物和史前考古考察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建立了合作關係,負責研究安氏在遼寧、河南、甘肅等地采集的一批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的人骨。1925年起,他與安氏一起籌備一個以新疆為目的地的中亞考察計劃〔後未實行)。1926年秋,師丹斯基於1921年和1923年從周口店采集品中發現了兩顆人牙的消息傳出以後,步達生即和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和丁文江等人頻頻磋商,並爭取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筆贈款,於1927年2月擬訂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發掘周口店的協議書。
 

經過一番緊張的準備,周口店發掘終於在1927年4月16日正式開始。10月16日,在離1921年發現第一顆人牙很近的地方,又挖到一顆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齒。步達生對它作了詳細描述,於同年12月發表了名為《周口店堆積中一個人科下臼齒》的專著(《中國古生物誌》丁種第7號第1冊),提議建立一個人科新屬,即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中文譯作“北京中國猿人”。從此,這個學名和由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提議的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一並使用、流行。

 

1929年,為了擴大周口店的研究成果,步達生和翁文灝、丁文江等商量,製訂一項內容廣泛的新生代研究計劃,並正式成立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步達生任名譽主任、楊鍾健任副主任。這是中國第一個從事新生代地質、古生物特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專門機構。它的建立開拓了中國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麵,導致1929年年底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和隨後一係列重大的發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遷,新生代研究室於新中國成立後逐步成為今天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當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是不會忘記當年艱苦創業的前輩們的。
 

步達生為人謙虛謹慎,待人誠摯熱情。他從不沽名釣譽、居功自傲。相反,總是把成績、功勞記在別人身上。就拿“中國猿人”屬名來說,本來是他建立的。但是,他在屬名後卻寫上他和師丹斯基兩人的名字。1929年周口店取得震驚世界的成果,作為直接領導這一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負責人,他本可以把桂冠在自己頭上戴。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在發往世界各國學術界名流的報喜信裏,他特地提到三位在周口店做具體工作的科學家:“裴文中先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野外工作人員;楊鍾健是第一流的研究人員,在野外工作方麵亦是如此;而德日進則是‘老將出馬,一個頂三’”。他在一篇論文裏曾寫道:“名義上雖是我擔任研究工作,實際上我並沒挖掘過;進行挖掘的時候我去看的次數也不多。”其實,在籌辦周口店發掘的工作上,他是花力氣最多的一個人。從爭取贈款、起草協議、物色人選、察看現場,到擬定具休的發掘方案,都是他親自動手。甚至和北京協和醫學院交涉新生代研究室的辦公用房等瑣碎事多,他寧可自己承擔,而把身邊唯一的辦事員派到周口店協助工作,好讓那裏的科研人員專心搞好發掘。
 

步達生和中國同事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共事關係。他尊重中國同事的意見,遇有不同看法能充分協商,從不以專家或長輩自居。所以,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通常容易在中外人員之間產生的糾紛,沒有在步達生身上出現過。正如丁文江所說的:“我想步氏的同事們會同意我說的話,在我跟步達生交往期間,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優越感,因此他的中國同事們也沒有自卑感……在跟他的中國同事交往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他的國籍或種族,因為他相信科學超越了這些人為的事情。”
 

步達生的毅力是驚人的。前麵已提到,由於行政事務冗雜,他隻能常常在夜夜間做研究工作。這裏引用一個他附在一篇論文原稿後的工作記錄,讀者從中可以了解他工作的一般情況:

“原始草稿第1-3頁,1月9-12日(上午6時)

第3-6頁,1月12-13日,上午3時30分完成

第6-8頁,1月14日(上午6時)

第9-11頁,1月15日(上午5時30分)

第一稿1月16日

第二稿1月22日

定稿1月29日”
 

步達生患有先天性心髒病。作為一位醫生,他不會不知道這種病會隨時給他造成致命的後果的。但他不顧這個,而是拚命在搶時間。1933年春他病倒了。住院期間總惦記著周口店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3月5日他給巴爾博的信裏（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步達生寫的最後一封書怡),以惋惜的口氣說:“曝近六個月期來,我大部分時間脫離了正軌。我不得不住院休息，整個二月份我都沒有到過研究室去了。”身體稍稍恢複他又埋頭於工作,終於被病魔過早奪走了生命。
 

步達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閃耀光芒的學術論著。據不完全統計,從1913年起至1934年逝世前發表的“關於北京人的發現、形態和生活環境”一文為止,共發表論著56篇。正如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委員會1934年5月8日通過的一份備忘錄所說:步達生的早逝,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同事,他在科學上的輝煌成就使本學院增光,他在北京人方麵的研究工作使他名揚四海,而這一工作在今後將仍然是對於早期人類曆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作者：黃慰文，原刊於《化石》1982年第4期

匯編於《卻顧所來徑——中國古生物學家的化石人生》一書

編輯：劉琮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