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一名練習生，於1931年春參加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大約是這一年的5月間，我和卞美年跟著裴文中先生一起來到了周口店。兩、三天後，德日進、步達生和楊鍾健三位新生代研究室領導人乘車也到周口店布置工作。這是我和德日進神父首次見麵。當時我還年輕，隻有23歲，又是個練習生，當然我們彼此之間沒有多少話可說;但德日進神父給我的印象卻很深。他那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麵孔與和藹可親的談話語調使我永遠也不能忘懷。
 

他培養青年是不遺餘力的。我們那時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在周日店發掘，半年的時間在北京城裏的研究室工作。一到北京，和德日進神父見麵的機會就多起來了。大概是1931年冬天，我剛從周口店回到北京城不久，我和他都在西城豐盛胡同地質陳列館的後樓上工作。他在裏間研究周口店的石器(步日耶神父也在這裏觀察過石器和骨器)，我在外間整理周口店的化石和編寫石器號碼。在我的麵前放著一個很糟朽的鹿角，剛剛用膠粘好，他一看到就想用手拿它詳細觀察。我怕弄壞它，本來想說請他先別摸動，可是慌裏慌張地想不出適當的英語字眼，竟然說出:“請舉起手來”。他馬上哈哈大笑起來，舉起雙手作投降的樣子給我看，糾正了我的錯誤，告訴我如何說才對。此後，和他接觸的機會愈來愈多了，他教給了我許多科學知識，也替他測量了不少標本，成了他的一名助手。
 

當他在新生代研究室擔任顧問和特約研究員時，工作地點有四處:除了上述的陳列館的後樓外，一處是西城兵馬司胡同中國地質調查所的西樓，一處是東單三條胡同北京協和醫學院B樓解剖科，還有一處是東單北大街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婁公樓。他經常在婁公樓106室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工作間，裴文中、卞美年、繪圖員王鬆峪和我都曾在這一間工作室裏工作過。他在這裏研究過許多地點的哺乳動物化石，為我們修改過許多文稿。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開始後，周口店的主要發掘雖然停止了，但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仍然勉強維持。他和楊鍾健商量之後，把中央研究院交來的河南省濬縣殷代遺址出土的馬骨交給我來研究。囑我辨認出匹數、年歲、性別以及是否有驢或騾等等。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任務，但是我為了更好地學習，還是把任務接受下來了。報告寫完之後，交給了德日進神父，他改動了很多，用他那文雅而秀麗的字體，把我那大約二十頁上下的英文稿逐字逐句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我相信改我的那份稿子比他自己寫還要費力得多。可惜稿子沒有來得及發表就由於戰爭的原因遺失了，那份修改稿如能保存到今天，倒是十分好的紀念品。事過境遷，稿子如何寫的和如何改的都不記得了，隻記得共有72匹馬和多數是年歲較大的個體。
 

1935年，裴文中先生到法國去留學，卞美年先生又忙於其它工作，周口店的發掘即由我來主持，從此我和德日進神父間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每當周口店發掘期間，他總得到周口店去幾趟指導工作。他一個人去的時候，總是從北京乘火車去，到琉璃河車站下車，然後改騎小毛驢走15公裏的鄉村小路到周口店。在去周口店之前，多半是由新生代研究室秘書高韓麗娥女士預先給我寫信或打電話，到時我派人到琉璃河去接他。當時，在中國進行田野工作相當艱苦，不但吃不好，住不好，行路也難，因為許許多多地方都不通火車或汽車，隻能騎小毛驢或騾子代步，當然有時也能坐馬車。他在華北旅行過很多地方，學會了騎驢或騾的本領，也很懂得牲口的脾氣，隨著他那“嗒——’、“駕——、“唷——”的吆喝聲，那些牲口滿聽他的使喚。
 

 

他吃苦耐勞的美德很感動我。他每到周口店時和我在一起吃中國飯菜，什麽都吃，從來不挑揀。有一次我和他從周日店返回北京，到琉璃河之後，才知道南來的車已經過去，隻好等晚上那趟車了。傍晚，我們的肚子都有點兒餓，即邀他到火車站後邊的小飯鋪去吃晚餐。琉璃河是個小車站，雖然有二、三家小飯鋪，但都既陋又髒，但他卻吃得很香。我們吃完之後，他從桌於下麵撿起一個死“灶馬”(蟋蟀的一種，呈淡黃色，天氣寒冷時常在爐灶旁跳來跳去)，說是從他飯碗裏撿出來的，缺了幾條腿，恐怕是被他吃掉了。他怕我吃不下飯去，才偷偷地把它扔到桌下了。
 

去年，我和一些同行們又去了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這是1923年德日進神父發掘過的地方。1923年5月德日進神父從巴黎來到天津，放下行裝不久，即和桑誌華聯袂北上，開始了他們的鄂爾多斯之行。他們的考察以包頭為起點，沿著黃河左岸西行，穿過烏拉山到狼山東麓，然後折向西南，在磴口附近東渡黃河，然後又傍黃河右岸向南到銀川市東南的橫城，然後到達靈武縣的水洞溝。當水洞溝的工作結束後才東去到鄂爾多斯。
 

水洞溝是荒漠地帶，附近一帶至少在方圓五公裏以內荒無人煙。但這裏卻有個小小的店房，叫作“張三小店”，是為了東西來在旅客設立的。小店至多隻能住四、五個人，也不賣飯，隻是客人自帶糧米代為燒飯罷了。德日進和桑誌華兩位神父在那裏發掘的時候，據說是住在東口裏，西間是張三夫婦居住，中間一間是廚房由於當地人很少見到過外國來客，麵貌、服裝、習慣又和當地人不同，因而惹起很大注意。直至今日，盡管張三夫婦都已亡故，但人們一提起這兩位外國人來，還談得津津有味。據說這兩位西方客人，每天隻是吃土豆和雞蛋，吃頓烙餅也不容易，因為附近難買到麵粉，更不用說咖啡和牛奶了。這座小小店房，現在雖然隻保存下一點殘跡，但對我的教育卻很大，我也常常用這張照片教育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說明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該有多麽高貴的品質和吃苦耐勞的精神!
 

他對我們年青一代，以至對整個的中國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我們過去都稱呼他為德神父，現在我還依然這樣稱呼他。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周口店還留有少數人發掘第4地點，後來戰爭愈來愈緊，才完全停了工，隻留下三人看守山場。1938年5月中旬的一天，有一位周口店的村民忽然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來找我，說:“看山的趙萬華、董仲元和肖元昌三人被日軍綁走，酷刑審訊，指為‘抗日便衣隊’，於5月11日和其他三十餘名“罪犯”押到房山縣城西門外用刺刀挑腹殺害。”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兵馬司中國地質調查所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報告給德神父，他當時正打英文稿件。他聽到了這一噩耗，頓時嘴唇顫動，兩眼直瞪著我，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慢慢地站起身來為死者默哀祈禱，隨後一聲不響地慢步走出他的房間。
 

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我打算到大後方中國地質調查所去，到了南京正趕上珍珠港事件發生，海路不通，我又返回北京。這時北京協和醫學院已被日軍占領，大家就散了夥。又過了兩年，我和裴文中先生到東交民巷地質生物研究所去看望德神父。我們在他的宿舍裏見到了他，我們談了很久，從戰爭、工作一直談到生活。這是我和他最後的一次見麵，我之所以記得日期，是因為當我們分別的時候，他送給我一本當年的出版物——《化石人類》，上麵寫有“贈給賈先生，作為良好紀念”，下麵有他的簽名。雖然他沒有寫明日期，我卻在他的簽名之下寫了“1943年12月20日”。此後雖然我一直沒有見到過他，但他的高大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當我寫這篇紀念他誕生100周年文字的時候，勾引出我許多青年時代的美好回憶。我當時很淘氣，在婁公樓和他同屋工作，每當休息的時候，我總是不願繞遠走門口，而經常從窗戶跳出去。德神父一看開窗戶，隻好抿嘴笑笑，搖搖頭。

       

作者：賈蘭坡，原刊於《化石》1982年01期匯編於《卻顧所來徑——中國古生物學家的化石人生》一書

編輯：劉琮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