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人們最先想到的便是考古史上著名的仰韶文化和齊家文化。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所提倡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飽受批判，並曾一度淡出人們的視線。然而回顧曆史，安特生不僅在考古學領域有開創之功，對中國地質學的早期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華十餘年間，他是如何實現從地質學家、化石收集者到考古學家這一身份的轉變？他在地質學、古生物學等領域有哪些研究成果？對中國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在此主要依據安特生相關論著，並結合瑞典、美國等國檔案館所藏書信，結合時人及後人評價，試圖還原他在中國開展的諸項科學活動。
 

安特生1874年出生於Knista，1892年進入烏普薩拉大學學習，1902年獲博士學位，1900年至1906年10月在該校任教。19世紀末，他曾前往南北極進行探險，1906年開始擔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0年，第11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他擔任大會秘書長，與各國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建立了聯係。瑞典是歐洲重要的鐵礦產地，他對本國鐵礦礦藏情況有很多了解，以此次大會為契機，主編並出版了《世界鐵礦誌》（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1910）一書。
 

安特生自1914年5月16日抵達北京，受聘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務顧問，到1926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爾摩大學地質學教授，在華工作長達12年。1927年起他擔任瑞典遠東博物館館長和考古學教授，直至1939年退休。他一生著作頗豐，著有《龍和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1928）、《中國人和企鵝》（Kineser och Pingviner，1933）、《黃土地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以及《中國為世界而戰》（China Fights for the World，1938）等書，文筆流暢，可讀性很強。他還創辦了《遠東博物館館刊》，刊登了自己的一些文章，內容包括史前中國及鄂爾多斯青銅器等研究成果。

 

安特生在華最初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中國政府尋找煤礦和鐵礦，找礦之餘考察了山東、山西、河南、甘肅、內蒙古、江蘇等地地質。1916年，他來到山西，發現當地有豐富的植物及哺乳動物化石，由此產生對化石收集的強烈興趣。1918年8月，他製定了“依托中國基金在華自然史采集總計劃”，希望獲得瑞典方麵的支持。1921年，由於在澠池仰韶發現彩陶文化，開始轉向考古學研究。他還擔任中國地質調查所陳列館館長，致力於化石的采集和陳列。
 

安特生第二次來華則與瑞典皇儲中國之行密不可分。1926年5月，作為一名業餘考古學家的皇儲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1882-1973）開始了 他 的環球旅行，他對藝術和考古都有濃厚的興趣。瑞典雖為小國，但為突出瑞典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獨特地位，皇儲十分期待和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建立密切關係，故邀請安氏作為中國之行的陪同人員。是年秋，安特生為他的中國之行先期作了特殊安排。9月11日，安特生與新常富（Erik Nyström，1879-1963）抵達沈陽（奉天），隨即前往北京為皇儲來華做準備。10月16日，皇儲皇妃經日本抵達沈陽，隨即乘火車到北京，後訪問了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11月18日自上海離開中國。在滬期間，皇儲、安特生與時任淞滬商埠總辦的丁文江會麵。1927年4月，安特生離開中國。

 

 

安特生第三次來華主要是為實現此前的承諾，歸還藏品。根據此前他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簽訂的協議，在中國收集的古生物化石或彩陶等物需對半分，沒有副本的材料在瑞典做完研究後要返還中國。1936年11月26日，他抵達上海，隨後前往南京參訪珠江路地質調查所新址。1937年2月，他再次來到上海和南京，停留了五周，分別在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地質調查所等處舉行演講，參觀了地質礦產陳列館，與翁文灝、周讚衡、曾世英見了麵。之後還到四川西康、香港開展考古工作。
 

安特生以礦務顧問的身份被高薪聘到中國，任職農商部。他來華的原因有以下幾個：第一，當時北洋政府欲興辦實業。民國初年，中國的礦產基本由外國人操控，北洋政府聘請安特生的目的是希望尋找一些可由國人掌控的新礦產。安氏來華不久適逢一戰，鋼鐵銷量大增，政府希望尋找一些富礦以增加利源。第二是山西大學教授新常富的居間介紹。新常富於1912年山西大學聘期任滿後回國，與安特生有接觸，從中牽線聯係，瑞典駐華、日公使倭倫白（Gustaf Oscar Wallenberg，1863-1937）、袁世凱等官員促成了此事。第三，因為瑞典在國際上相對中立，相較其他列強國家更易為中國人所接受，且該國之鐵礦事業和研究較為發達。而安特生本人極強的組織能力，及對全世界鐵礦知識的了解，也是中國政府聘請他的重要原因。

 

1913年，地質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批學生，中國地質學的發展形成了良好勢頭。丁文江在《地質匯報》序中稱：“餘歸自滇，由章君而識鄞縣翁君文灝，又得交礦政顧問瑞典人安特生及其書記丁格蘭君。於是，一所之中，有可為吾師者，有可為吾友者，有可為吾弟子者，學不孤而聞不寡矣。”當時丁氏剛從雲南考察回京，隨後結識安特生、丁格蘭（F. R. Tengengren）等人，學術環境與其初到北京時已有很大改善，丁文江對此頗感欣喜。
 

安特生來華後第一個貢獻便是發現龍煙鐵礦。安氏某次前往丹麥工程師F. C. Mathiesen家中做客，見其家中放有一些紅色礦石，便猜測是赤鐵礦。於是在1916年邀請瑞典工程師C. F. Erikson專門前往宣化。之後，安特生找到礦政司司長張軼歐，要求張氏承諾，如果此鐵礦為富礦，應獎勵丹麥工程師500大洋。後來果然在此處發現富礦，品位非常之高。因為這一重大發現，安特生獲得袁世凱接見。1916年，大總統黎元洪還專門向安特生頒發嘉獎令。龍煙鐵礦公司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獲得了由國人自己管理的鐵礦。然而一戰結束，鋼鐵滯銷，龍煙鐵礦的開采未能持續。
 

1916年11月1日，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1919年，張軼歐在《地質匯報》的序言中稱“方地質調查所之始設也，餘有狂言，以為民國凡百設施，求一當時可與世界學子較長短，千百載後，可垂名於學術史者，惟此所而已”，對地質調查所的前途充滿了無限憧憬。張軼歐曾在比利時留學，專門研究礦床，是丁文江、翁文灝的上級，對地質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9年起，《地質匯報》（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19）、《地質專報》（Geological Memoirs，1920）、《中國古生物誌》（Palaeontologia Sinica，1922）、《中國地質學會誌》（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22）等地質學刊物相繼創刊。1922年1月27日，中國地質學會建立，創會當年有會員62名，其中外籍人士多達22人，展現了當時中國地質學界國際化的情形。
 

氣候變化和第四紀黃土是安特生感興趣的學術問題，趁北洋政府委派之便，他前往山西、河南、甘肅一帶進行考察。1916年軍閥混戰，政府薪水發放成了問題，這為安特生提供了一段相對自由的時間，他便借此機會開展地質調查，並得到了丁文江、翁文灝的許可，研究方向開始有了一定的轉向。1916—1917年，安特生開始對哺乳動物化石產生興趣。為了收集化石，他不僅親自調查發掘，還從藥店等處多方打聽化石來源。此外，1917年他還給各地傳教士去信，告以自己所尋之化石類型，較短時間內他便獲得了諸多化石地點的信息。進行廣泛調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1919年安特生致信瑞典皇儲尋求經費支持，皇儲對他的工作很感興趣，9月15日，Axel Lagrelius（1863-1944）主持成立了“中國委員會”，支持安特生的自然史考察計劃。在各方支持下，安特生對黃土展開深入研究，他的《中國北部之新生界》（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1923）一書便是係統研究第四紀黃土的最早論著，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地層名詞（如三門係）在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1922年，地質調查所在政府及企業界的支持下建成陳列館及圖書館，在北京生活的一些外國人紛紛向陳列館捐獻化石，其中德國礦業工程師W. Behagel也贈送了一些古脊椎化石樣本。安特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線索，1922-1923年在翁文灝的同意下，與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一同前往山東蒙陰進行發掘，發現了中國較早的恐龍化石，後來經穀蘭階（Walter W. Granger，1872-1941）確認，以師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之名命名為斯氏盤足龍（Euhelopus Zdanskyi）。
 

為鑒定新發現的化石，安特生與瑞典學者的交往日趨頻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自然史博物館古植物學家赫勒（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和烏普薩拉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維曼（Carl Wiman，1867-1944）。1916年，在安特生的建議下，由倭倫白提供資助，赫勒來華進行為期一年的考察。在此期間，赫勒得到了地質調查所的很多幫助。為獲得古生物化石的采集經驗，丁文江特地安排地質調查所年輕學者周讚衡陪同考察，並和赫勒商議，派遣周讚衡赴瑞典自然史博物館古植物部跟隨赫勒學習，由赫勒和安特生提供周讚衡在瑞典的必要費用，而丁文江也表示地質調查所全部古植物化石材料都可讓赫勒進行研究。赫勒與維曼二人在中國古植物、古動物的鑒別方麵撰寫了不少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中國古生物誌》上，推進了中國自然史、古生物史的研究。
 

周口店遺址的發現是安特生一生中最引以為豪的貢獻之一。20世紀初，各國古生物學家都在尋找人類起源地，其中一個觀點就是中亞起源說。為此，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專門派遣亞洲考察團來華考察。

 

早在1899年，德國博物學家K. A. Haberer就曾到過中國，從藥店收購了大量龍骨。1903年，慕尼黑大學的施羅塞（Max Schlosser，1854-1932）根據這些材料撰寫了論文，其中已經提到人類牙齒，不過由於這些化石的來源、時間、地點和地層都不清楚，故無法確定準確年代。1918年，安特生從燕京大學化學教授翟博（John McGregor Gibb，Jr.，1882-1939）處得知周口店的雞骨山有相關化石，於2月22—23日專門前去考察，3月便撰寫了有關周口店的文章。1921年，師丹斯基來到中國，安特生安排他前往雞骨山從事發掘工作。同年，穀蘭階隨美國亞洲考察團抵達北京，作為當時享有盛名的古生物學家，他掌握著新的發掘技術。安氏遂邀請穀蘭階一同前往周口店指導師丹斯基的工作，他們在當地農民的指引下意外找到了龍骨山。憑借著在此處發現的石英碎片，安特生推測這是人類活動的遺跡，發掘地點便轉移至此。1923年，師丹斯基發表了關於周口店發掘的初步報告，後來他攜帶不少樣本回到瑞典，進行研究並且有所發現。不過由於樣本較為粗糙，同時也基於其他一些原因，師丹斯基並未將發現結果告訴安特生，文章也一直沒有發表。可以說，安特生對新生代地質及中國地文學的研究，導致了周口店遺址的發現。

1926年10月皇儲來華，安特生想借此良機促成中瑞往來及瑞方支持。皇儲在華期間，協和醫學院將舉行歡迎活動，故安特生提前致信維曼，詢問周口店發掘是否有新成果可以公諸於世。事實上，安特生來華之前已讓維曼著手準備，他抵達北京後維曼取得新進展，並將師丹斯基關於牙齒化石的發現告訴了安特生。10月22日，地質調查所、北京博物學會以及協和醫學院聯合主辦歡迎會，迎接瑞典皇儲。該會由翁文灝主持，共有三場演講。梁啟超做了第一個報告，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現在及將來》。隨後，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做了題為“How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的報告，談到薩拉烏蘇、水洞溝舊石器遺址、1925年美國亞洲考察團考古學家尼爾森（N. C. Nelson，1875—1964）在戈壁地區發現的舊石器和泥河灣遺址。安特生在接下來的演講中宣布了北京人牙齒的發現，引起巨大轟動。多家報紙報道了這一發現，但當時並未得到學界公認，甚至德日進和葛利普都對此表示懷疑。
 

步達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借此機會，向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申請，發掘周口店遺址，這一計劃很快得到了批準。1927年4月16日，發掘計劃正式啟動。該計劃由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合作開展，為此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4月19日正式成立），步達生任主任，楊鍾健任副主任，德日進任名譽顧問。後來在此計劃之下開展了很多活動，安特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25日，安特生將要返回瑞典，丁文江在北京順利飯店設宴送行，邀請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巴爾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德日進、穀蘭階、葛利普、步達生、翁文灝、金叔初、李四光等出席。
 

步達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後，經安特生和維曼推薦，邀請瑞典學者布林（Birger Bohlin，1898—1990）來到北京，於1927—1929年從事周口店發掘工作，他與李捷合作，成為周口店發掘最初的組織者。後布林受斯文赫定邀請參加西北考察團，李捷也被抽調離開，楊鍾健和裴文中加入發掘。1929年12月2日晚，裴文中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這一消息轟動了世界。
 

1921年，安特生在澠池發現仰韶文化。由於安特生的出色工作，在丁文江的建議下，中國政府自1921年5月起續聘安特生3年。從這時起，他開始對西北甘肅、青海等地進行考察，還曾到東北葫蘆島一帶從事古人類化石的發掘。他試圖證明早期中西方文明的聯係，並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但他本人對待這個理論相當謹慎），還出版了《甘肅考古記》（1925）一書。就這樣，從地質學家到化石采集者，再到考古學家，安特生完成了身份轉變。

 

安特生不僅學問出色，還擅長交際，與瑞典、美國、法國各界人士有諸多交往。除皇儲外，他還得到了一些財團的支持，比如他從瑞典火柴大王克魯格（Ivar Kreuger，1880—1932）處獲得了《中國古生物誌》的出版資助。

安特生與北洋政府的上層官員亦有交往。為便於合作的順利展開，他與丁文江簽訂了一些協議，商討了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相關事務。丁文江在協議的簽署過程中堅持平等的原則，維護中國權益，如要求所有與中國考古及自然史相關的研究成果都要在中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采掘出來的諸如彩陶類古物，一半交給中國，一半交給瑞典，沒有副本的材料經過研究後需歸還中國。此類協議的簽訂非常成功，安特生與中方在長時期內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民國初期的中國，地質學研究剛剛起步，丁文江、翁文灝等年輕的地質學家們都在努力開拓中國的地質學事業，而安特生則利用自己的資源和人際網絡幫助他們建立起了一個國際學術交往的平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地質學刊物上湧現出了很多重要成果。1913年10月地質研究所成立，開始培養一批年輕的地質學家。1915年底，研究所學生赴野外實習，安特生率其中一組赴江蘇江寧、鎮江、江陰一帶。1916年4月2日，他還帶領學生前往唐山開平煤礦進行畢業實習，為學生的論文提供了有益的指導和訓練。不僅如此，安氏還為很多中國年輕學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例如上文中提及的地質研究所畢業生周讚衡，曾於1917年2—4月陪同赫勒考察江西、湖南等地。安特生對他頗為欣賞，1918年專門請Lagrelius資助他前往瑞典自然史博物館學習，並悉心安排相關經費問題，周氏後來成為了中國最早的古植物學家。再如楊鍾健，他在德國撰寫博士論文時，安特生為他提供幫助，前往瑞典研究在中國收集的哺乳動物化石。
 

值得一提的是三門係的發現。三門係是由丁文江在山西河津發現的地層，後被廣泛應用於華北地區。因安特生曾在相距不遠的垣曲縣做過調查，故丁文江知道附近有可資研究的地質材料，便前往附近的河津，在那裏給安特生寫了一封信（1918年8月20日），並附有河津的地質剖麵圖。安特生在寫《中國北部之新生界》時引用了信中的成果。正是通過安特生的引用，丁文江的發現被廣為采用，影響深遠。

 

作者：韓琦，匯編於《卻顧所來徑——中國古生物學家的化石人生》一書

編輯：劉琮瀅